随遇求安——不为人知的汪曾祺

2017-09-08 03:37 来源:未知

“你们都被老头儿骗了!”

汪朗斜靠在一张巴洛克式的椅子上,发出一阵活泼的笑声,他有着一个光亮的宽宽的额头,深蓝色的T恤松松垮垮地罩在微微隆起的啤酒肚上。在这座由苏联援华时代旧厂房改建的西洋古典与现代混搭风格的餐厅里,这副尊容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但汪朗身上散发的那种自然而然的闲适和安逸,却消解了这种违和感。

能随时随地将自己融入到时下的环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正是汪朗承传的“汪氏家风”的独到之处。按照汪朗的父亲、现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汪曾祺的说法,这种汪家人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被精准地浓缩为“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既可以用来概括汪曾祺的作品,也写尽了他的人生。对那些相信文如其人的读者来说,理想中的汪曾祺形象就应该是“有着柔软、温和性格”的、“淡泊从容”的、“宠辱不惊”的、“闲适安逸”的,他应该是一个带有隐士色彩的“士大夫”,懂得如何在一个粗糙喧闹的时代里保有一份雅致的安静。恰如他在《闹市闲民》中所描写的那个在车偶遇的老人: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七呛七。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挨饿。“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华国锋。华国锋下台……

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这幅人物素描,几乎被认为是汪曾祺本人的生活写照,而作者对这位无法确定是否真实存在的老人“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的生活态度带有钦慕的肯定,更让读者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汪曾祺用他的笔创造了一个随遇而安、恬淡安闲的美好世界,但在汪朗看来,“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写的总是比实际上的要好”,尽管他在说这段话时,声音里仍然带着惯常的笑意,但这个回答却多少让那些对汪曾祺充满“随遇而安”想象的人感到失落:“老头儿有一种固执的观念,总是把生活中他认为美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而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自己藏起来。”

但从来没有什么是可以完全藏起来却不露任何蛛丝马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汪曾祺总是竭力将美的一面展现给他的读者们,但只要细心搜求,仍然可以从中寻出草蛇灰线,让人略窥端倪。秘密有时甚至就在眼皮底下。就在汪曾祺那篇让人们望文生义的小品《随遇而安》的末尾,汪曾祺不乏苍凉地写道,“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它是一种阅尽沧桑、无可奈何的对世事的淡然和对现实的疏离,凡是看似“随遇而安”的人,他们的心里常常是受过伤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说隐藏这些伤痕是一种“欺骗”的话,那么汪曾祺确实成功地骗了所有人,他巧手妙心调制了一壶满溢着闲适安逸风味的好茶让众人品尝,但只有那些细心之人,才能从中品出回甘当中隐藏的苦涩之味。在这个“淡泊从容”、“宠辱不惊”的随遇而安的恂恂长者形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苦涩心灵,就像他的儿子汪朗所回忆的那样,这颗心灵阅尽炎凉,有着属于汪曾祺的狷狂、焦虑、寂寞、忧郁和彷徨。

忧郁:落魄少年的苦闷和彷徨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当汪曾祺写下这句话时,正是1948年的年底,苦闷和抑郁在这个北平的暮冬时节围困了这个28岁的年轻人,一如一路奏凯的解放军包围了这座萧条的故都。此时的汪曾祺,刚刚从失业和贫困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帮助下,在设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里谋得一个馆员的差事。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年已迟暮的汪曾祺仍能记起年轻的自己经常在天安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都上锁以后,独自在午门下面空旷的石坪上,感受“非常人难以领略”的“万籁俱寂,满天繁星”的况味。

这种充满诗意的书写,恐怕只能是回忆中的故事,现实中1948年的汪曾祺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的来源是这个年轻人曾经满怀的雄心壮志。作为著名教授沈从文的入门弟子,汪曾祺的作品不仅在课堂上受到公开赞誉,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他早期的作品《复仇》《待车》《小学校的钟声》《老鲁》等等,已经为他赢得了“青年作家”的称号,文坛上的小有名气也让汪曾祺相信,他完全可以像自己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凭借一支笔闯出一个天地。

但当这位在西南联大期间即以天赋才华和文笔而闻名的肄业生,满怀理想和抱负冲向社会中时,却被无情的现实击打得遍体鳞伤,这段尴尬的经历在他晚年的回忆中几乎被淡化不提。但在汪曾祺早年的作品,特别是佚散的作品中表露无遗。这些被晚年汪曾祺称为“悔其少作”的文章,勾勒出的是一个贫困无助、抑郁苦闷的落魄青年形象。贫穷是第一个附骨之疽,早在联大读书时代,贫穷就已经紧紧地跟定这位消瘦的年轻人。尽管,汪曾祺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将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描述得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妙趣所在,津津乐道于昆明的美食和惬意的读书生活,但汪曾祺的好友杨毓珉,却记录下了他亲眼目睹汪曾祺的艰困境况:

他(汪曾祺)已搬到从前周大奎住的那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饿几餐饭。

这种困窘状况也在汪曾祺早期的佚文中体现出来,他将自己化身为“常以破落的贵族的心情娱乐自己(即别人)的郎化廊先生”,这位自况的郎化廊先生所居乃是一间“残象的雅致的画室”,他工作的小学校则汇聚了各种各样的野草,“像个收容所,不拒绝任何品性的来寄居”。而他口中念兹在兹的,则是以颓废浪荡著名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也无法发现汪曾祺晚年回忆中恬淡妙趣的生活气质来。

贫穷仅仅是造成这个年轻人抑郁苦闷的原因之一,况且他还可以用自嘲来化解这一窘态,但贫穷之下隐藏着另一股潜流,却常常被相信汪曾祺晚年作品的读者所忽略,那就是一种漂泊无依的孤独感。造成这种孤独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汪曾祺身处异乡,流落在外,更因为能够给予他依靠和温暖的家人却与他音信杳然。

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家庭乃是一个殷实之家,就像他在《自报家门》中所说的那样,“有相当多的田产,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这些田产店铺里的人和事后来成为了汪曾祺作品的灵感来源,但除了灵感之外,这个家庭似乎并没有在汪曾祺最困窘时对这个大家庭的少爷伸出援手,尽管当时中日战争正酣,烽火连绵,书鸿难通,但这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汪曾祺与家人之间的疏离。

“我猜想,我父亲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像他写得那么好,不然为什么他那么困难时家里都没给过帮助?”汪朗回忆道,他指的是汪曾祺那篇著名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在这篇汪曾祺70岁写的回忆散文中,汪称他的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他会亲手给儿时的汪曾祺雕西瓜灯,教他临字帖,给17岁的汪曾祺出主意写情书,还给儿子倒酒点烟。“多年父子成兄弟”也是这位模范父亲的名言。

然而,那种父子怡怡、同乐一堂的情景,也许只发生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和想象里。当汪曾祺走出校园,亟须寻得一份谋生口粮时,他的家人再一次让他失望。他的老家高邮正处于国共鏖战的兵燹之祸中,求托的熟人和朋友也都以爱莫能助拒绝了他。从香港到上海,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几乎落魄到极点,在1946年的小品文《风景》中,汪曾祺将自己称为“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

没有话说,我沾湿了,弄脏了,不成样子。忧郁,一种毫无意义的忧郁。我一定非常丑,我脸上线条零乱芜杂,我动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说话,我若一开口一定不知所云!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自己糟蹋到这种地步。是的,我穷,我口袋里钱少得我要不时摸一摸它,我随时害怕万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橱窗打破了怎么办……但我穷的不止是钱,我失去爱的阳光了。

贫穷、孤独,汇集成忧郁的河流,将汪曾祺的命运小舟冲向死亡的冥土。自觉落魄已极的汪曾祺,曾经非常认真地思考过死亡。他在写于1948年的《背东西的兽物》中描述的,那群被身上的重负压得感受不到丝毫生命意义的“有气的死人”,与其说是写西南山区的脚夫,倒毋宁说是他自己不堪生活重负的内心写照。在另一篇《囚犯》里,汪更写了一个注定会死于枪下的囚犯,这个将死的囚犯在汪曾祺眼中“有一种美,有一种吸力”。

他的恩师沈从文承担了那个拯救者的角色,汪曾祺寄来的那封带有轻生情绪的信让沈从文怒不可遏,他用近乎斥责的语气将汪曾祺从忧郁的死亡深渊拉了回来,“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这封写于1946年的回信以及之后的几次师生间的谈话,几乎可以成为汪曾祺的转折点,自杀的念头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但忧郁已经汇入了他年轻的生命经历中,尽管在晚年的回忆中,汪曾祺将这段并不美好的回忆大大稀释,藏进了温情恬淡的文字中,但在那时,落魄、困顿和贫穷真切地占据着他的生活,忧郁的河流一直流淌到1948年暮冬深夜的午门前空旷的石坪上。除非这种生活被强力打破,他才有可能彻底挣脱出来。1949年1月31日中共军队的入城,终结了那个使汪曾祺感到忧郁的时代,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希望的笑容。但别有意味的是,高奏的凯歌、喧嚣的口号、整齐的步伐、招展的红旗和胜利的欢笑,这些标配的元素,却没有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怪笑:惶惑的三十年

“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这句话刚刚出现在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黑板报上时,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它连同黑板报上的整篇文章,都不过是1957年全国铺天盖地涌现的大量批评文字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笔。即使是它的作者汪曾祺,在写下这段话时,也对它即将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浑然不觉。

他只是认为和其他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一样,给领导提些意见,甚至这些意见还是在单位领导的反复劝说和命令下,才勉为其难提笔写下的。为了表明自己并无借提意见为名攻击党的领导的异心,汪曾祺特意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如此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白云。”这篇文章有一个谨小慎微的标题《惶惑》。

从某种意义上讲,“惶惑”这两个字可以作为汪曾祺此时最直观的感受。翻检1949年以前的汪曾祺作品,尽管笔下不乏苦闷与抑郁,但这些悲观的感受仅与自身遭遇的生活境况有关,也许战乱动荡的时代是造成汪曾祺贫穷困窘生活的原因,但比起宏大的时代背景,汪曾祺从来只关注个人的感受,这也是他能够在一个寒凉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住一丝温暖的原因。

他有自己充实的内心世界,如果不是物质生活的贫苦时时牵动他的忧郁的神经,那么他完全可以遁入自我的桃源乡里。但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则发现,必须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将自己融入到集体的大海之中,成为“人民群众汪洋中的一滴水”,进行思想改造。

在开始的几年里,汪曾祺几乎中断了自己的小说写作,甚至对他参加的政治运动也绝口不提。大规模政治运动,常常会成为一些知识分子创作的灵感来源,并且也涌现出了诸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巨著,但曾经加入土改工作组的汪曾祺却放弃了这次机遇。

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模模糊糊地对他的儿子汪朗讲起自己参加土改下乡时的一件轶事,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工作组进村后害怕斗争自杀了,“那方式很特别,是用一根扎腿的腿带,拴在竹床的栏杆上,勒住脖子,躺着,死了”,汪曾祺对这件事情毫无经验,工作组的另一个曾经组织过游击队的和尚却“十分老练”地“左右开弓打了地主两个大嘴巴,说:‘埋了!’”

这些直面死亡的暴力场景,从未出现在汪曾祺的任何一篇作品里,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政治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尽自己所长当一名编辑。先是在《北京文艺》,然后是在《说说唱唱》,在许诺给他涨两级工资之后,他转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间文学》当编辑。靠着缄默与谦虚,汪曾祺在最初的岁月中并没有遭遇太大的波折,甚至享受了优厚的待遇,但时间却一直推着他抵达1957年。当那篇代表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惶惑》写在黑板报上时,他的命运之轮便急速地滑向他的老师昔日的覆辙。

山雨来前是可疑的平静,但汪曾祺却对此浑然不觉,在反右运动瓦釜雷鸣之际,他甚至享受了一次高干待遇,乘坐了一次软卧,品尝了黄河鲤鱼,当他认为自己再一次从政治运动中侥幸兔脱时,命运向他掀起了可怖的面纱。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的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猛然增高。

多年以后,汪曾祺在他那篇确立了自己“随遇而安”形象的散文《随遇而安》中,如此描述自己被划成“右派”的经过。他略带调侃地写道,自己对政治运动有害身体健康这一点“有实际数据”,“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

“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早已远离政治运动时代的汪曾祺,可以在晚年的回忆中用一种戏谑的笔调建议卫生部下发文件。但身处政治运动漩涡中的汪曾祺却远没有这般轻松平静。他在那篇以自己右派经历为原型的小说《寂寞与温暖》中描述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态——“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汪将这种“奇怪的微笑”解释成“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但在私人回忆中的汪曾祺,在面对这种近乎绝望的无奈时,“滑稽”的“奇怪的微笑”远远不足以概括这种复杂的心态和更为诡异的气氛。他回家向妻子转述自己被划为右派时领导与他的谈话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党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在汪朗的回忆中,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表面上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偶然听到他的母亲对同事说,“家里出了一个‘右派’,实在叫人受不了。”

“右派”下放改造的经历,后来成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和散文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无论是在他改造回来发表的小说《羊舍一夕》,还是之后更为出名的《七里茶坊》《沙岭子》等等带有回忆性质的小说散文中,劳改中的汪曾祺都符合他笔下的随遇而安的形象,恬淡、平静,似乎还颇为享受这种难得的人生经历,在《随遇而安》的开头,汪曾祺甚至将这次右派经历戏谑地称为“三生有幸”。但个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私人交谈中提起这段经历时,汪形容自己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凄惨”,唯一的乐事就是给六岁的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

“他从来没有细说过自己当年劳动改造受过的苦难,在文章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汪朗如此回忆道。在他的印象里,那个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的父亲是一个“很兴奋,总是说个不停,向妈妈汇报他的劳动成绩”的人,他隐藏了自己的最深切的苦痛,只把快乐与人分享,只有那些关注细枝末节的人才会发现“右派”经历给他带来了何种苦痛的印记。尽管在1960年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仍然被打入另册。他曾经一度被江青赏识,被宣布可以“控制使用”,为当时如火如荼的样板戏创作助力。

“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在《随遇而安》里,汪曾祺用一句话带过自己十年的经历,似乎这一句平淡无奇的慨叹足以概述他所遭际的一切苦痛。困惑与惶恐构成了汪曾祺在30年里不为人知的一面,当回忆文字的恬淡和平静在悉心的阅读中褪去了颜色,灰色的阴影便会像一只隐藏的老鼠一样,在满溢着谅解和温情的字里行间打出苍凉的穴隙,从中可以隐约听到那种带着惶惑的奇怪的笑声。

随遇求安:式的人道主义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

年齿既长,世殊时异,无论是年少时的忧郁和苦闷,还是政治运动中的惶惑和忧惧,对熬过了那些动荡岁月、步入晚年的汪曾祺来说,过去的往事大可以用一种平静的心态淡然处之,甚至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混乱荒唐的噩梦。有些人在噩梦中沉睡不醒,而他虽然已经两鬓花白,但终于从梦中苏醒过来,可以像一个阅尽沧桑的老人一样,有资格在众人的面前安享一盏擂茶。

但倘使仅仅是这般幽林逸士般的安度晚年,那么汪曾祺也就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汪曾祺。经历了动荡岁月的汪曾祺一度曾想搁置自己手中的笔,他甚至向朋友表示自己“不写了,没什么好写的!”但最后,他还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笔墨,从1980年那篇一鸣惊人的《受戒》开始,一个“淡泊从容”、“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汪曾祺形象,通过他的文字渗进了读者的心灵,在这个由少年时的江南水乡和老北京的寻常生活共同构建的世界里,苦闷、忧郁和惶惑都化于无形,只有“让人舒服的温情和安静”。

汪曾祺也自诩是“式的人道主义者”。在他的儿子汪朗眼中,人到晚年却身价暴涨的“老头儿”,甚至对自己的名气沾沾自喜,他摘下了家里一直悬挂的被人当成斯大林的高尔基像,“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画像挂上去了”。每当他的哪篇看似随手涂鸦的百字短文刊载出来,孩子们就善意地笑话他“放屁香”。

尽管,晚年的汪曾祺终于享受到了他一生渴求的平静与安宁,但并不是说那些早年的阴影烟消云散。相反,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回应阴影的时时侵扰。当那些与他一样受难的知识分子,声泪俱下地将自己的苦难经历曝露人世时,控诉自己受到的不公和残酷的虐待时,汪曾祺却选择用一种淡然的笔调,来处理这些同样给他精神造成极大创伤的惶惑往事。他从不正面描写暴力和死亡,却着力于展示暴力和残忍背后的荒诞和矛盾。在《云致秋》里,当云致秋揭发批判剧团党委书记时说:“你叫我保你!——我保你,谁保我呀!”汪曾祺更指出这句话真正可笑的地方在于它是一句大实话,“很多人‘造反’其实都是为了保住自己”,但是人们“不是笑自己的自私,而是笑云致秋的老实”。

笑声展现了那个时代,也透露出人性的微妙,这也恰恰是汪曾祺在那个时代所习得的最宝贵的经验。他太能体会到人性中隐藏的最残酷忍鸷的一面,在适当的时机下是完全可以被诱发出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虐猫》是汪曾祺最煞费苦心的短篇之一。尽管这则数百字的小说常被读者忽视,但汪曾祺却将其选入汇辑自己得意之作的自选集当中。造反派的孩子和被批斗者的孩子,都加入到虐杀小猫的惨酷游戏当中,施加在猫咪身上的种种折磨手段,与当年施加在无辜者身上的凌辱殴打如出一辙。在暴戾之气弥散的环境下,受害者和施害者会沆瀣一气,将人性之恶发挥到极致。

暴戾会召唤暴戾,只要有一点萌芽,它就有可能复苏。这恰恰是晚年的汪曾祺所忧虑之处。对他来说,讲述苦难固然能引发读者的怵惕之心,但这只是压抑恶性的滋长,一旦产生穴隙,暴戾之气仍然可能趁虚而入,诱发出人性之恶。更好的方法或许是找到合适的事物填满受伤空虚的心灵。因此,汪曾祺选择找寻人性中至真至善的一面,将其付诸足以打动人心的文字,用温情和纯净来洗涤暴戾的侵染。

汪朗说,“爸爸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觉得,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在拜访行将结束时,汪朗提议去看一看他工作单位池塘里的鸭子,“就当是给你紧张的写稿生活放松一下儿”。“最开始时只有两只鸭子,公鸭子品德很不好,欺负完母鸭子以后就飞走了”,汪朗俯下身去,望着水池里成群优哉游哉的鸭子说:“冬天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它挺不过去,没想到它还下了许多小鸭子。现在一共有十四只。你都分不出来哪一只是原来的,哪一只是后来的了。”——希望就这样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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