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聂隐娘》里的儒、法、道

2017-09-01 10:35 来源:未知

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在大陆的第一部公映电影《刺客聂隐娘》,一上映便引起热议。艰深的古文对白,近乎于无的人物表演,以及看似无起伏的剧情推进,让很多等着侯导用长镜头和东方电影美学“造梦”的观众,真的当场睡着了。

取材自唐代传奇故事,以中晚唐“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为背景,聂隐娘的故事里,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比说出来的还要厚重得多。

实际上,聂隐娘非如传媒所言的新武侠的回归,这不仅仅是一个“杀手下山,杀不了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放归历史视野,既讲政治又讲道德的故事,是杀伐决断的帝王术与黄老无为的帝王术之间微妙的博弈。它体现了唐朝中晚期,儒、道、法思想力量的对比。简言之,这是看似出世的侯孝贤,创作的一部入世的政治童话。

当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去向的思考——从土地捆绑、政治从属和家庭伦理关系中,挣脱了束缚的人(或女性或游侠或门下刺客)的命运去向。

政治权术:一个游侠故事的正确打开方式

放下侯孝贤长镜头的气韵之美和武斗场面不谈,《刺客聂隐娘》拍的不是一部武侠片,而是一部政治片。

聂隐娘是虚构人物,但相似的故事存在于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中。故事对应的当朝者,可能是唐德宗或唐宪宗中的一位。“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权力衰败旁落,藩镇首领凭借手中的财权和军权对抗中央政府,地方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从中晚唐的唐顺宗到唐德宗、唐宪宗,均反对藩镇割据,并采取大力整顿土地和财政的中心策略。

不过,历史上在大手笔打压藩镇的“宪宗中兴”之前,德宗的“永贞革新”期内,曾有过藩镇的休养生息阶段。中央与藩镇的关系表面亲密,屡屡和亲,而内在矛盾蓄势待发。田绪、田季安时代的藩镇——魏博,就存在于这一时期。

魏博是安禄山势力范围中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影片中,代表中央皇权的唐德宗之女嘉诚公主与代表藩镇外来势力的元氏,争夺魏博的控制权。魏博的实际控制者——田绪的小儿子田季安,既是嘉诚的养子,又是元氏的丈夫,是一个政治立场颇为微妙的人。

田季安是聂隐娘表哥,之前有婚约。出于政治考虑,田家要与元家结亲,田季安娶了田元氏,聂隐娘成为政治牺牲品。此时魏博与中央的关系还算和睦。嘉诚去世后,田季安与中央权力的关系趋于破裂,流放了嘉诚的一位旧部——聂隐娘的舅舅田兴。这让聂隐娘的父亲聂锋——另一位嘉诚公主旧部和藩镇保皇派十分为难。等待聂隐娘完成的,是一场为了权力,“剑道无亲”,姨妈杀外甥、表妹杀表哥的政治暗杀。

彼时,河朔的藩镇一直有训练刺客的传统。田季安的祖父、魏博的第一代藩镇田承嗣,就曾经指派刺客,暗杀了卫州刺史薛雄,吞并了薛雄控制的相州和卫州。

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充斥着“杀伐决断”的阴谋和帝王术,属于典型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暗杀的故事。代表保皇派利益,奉师命刺杀田季安的聂隐娘,与空空儿这样的藩镇刺客,实质上都只是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暗杀工具。故事到此为止,聂隐娘被赋予的角色还只是门客,而不是一个义士或游侠。

止杀之杀:从欲杀到不杀的刺客命运

所谓“人之所欲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豢养刺客于乱世,进行政治或军事“刺杀”的传统。

封建社会每临乱世,以“仁爱”、“礼教”为根本的儒家思想,其统治地位一经打破,很容易就屈从于法家思想,而在“刑名之学”的法家思想中,清算异己、维护统治的严刑峻法与刺客暗杀之间,存在着暧昧重合的灰色地带,刺客的存在在特定时期被默许鼓励。聂隐娘这一类刺客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

尽管片中的聂隐娘出身世家,是镇压藩镇势力的秘密武器,是保皇派的“自己人”,但在她身上,也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唐代刺客们的出处。“安史之乱”之后,北民南逃,以田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也随之崩溃。唐代宗时,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不再“以土地控制户籍”,出现更多失去土地的流民,其中一些孔武有力者,便成为中唐刺客的群众基础,为地方割据势力所豢养。在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这样看待他们——仅仅是游民,缺乏“侠”的自觉,看重利益,容易被当成杀人工具——精精儿和空空儿就属于这样的刺客。

所以,从“人之所欲杀”变为“止杀”,是从对雇主完全效忠的“游民刺客”,向有是非判断的“义士游侠”转变的关键。但也极易被偷换概念,“止杀之杀”,可以是“用法律代替杀戮”,也可以是“杀一独夫贼子能救千百人。”

面对自己的前恋人和暴君表兄,一个正在自我觉醒中的刺客聂隐娘,就处于这样杀与不杀的矛盾中。

另一方面,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虽然“侠”可以为君主所用,也可能反过来威胁到统治。刺客本身是不容于礼教和法律秩序的存在,所以以儒家和法家为统治理论的封建权力者,在利用完刺客后,是一定会“秋后清算”的。秦汉时期颁布的《游士律》就大大清算了一批刺客。

片末,聂隐娘因为不忍,选择“不杀”,师父嘉信公主出手要取聂隐娘的性命,一定程度上就是应验了刺客们的这种命运。

聂隐娘的困境,不仅仅代表着一批即将从刺客转为“侠”的刺客的困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在于,她是一个生活在唐朝的女性形象,为后人盛赞的开放、平等的盛唐气象,到了聂隐娘所处的中晚唐,已经全面转向收缩、压抑,接近后世的宋明理学。

从盛唐武则天时期的女性全面解放和当家做主,收缩为家庭伦理道德的“儒化”趋势,不仅强化了家庭等级秩序,也加重了妇女的贞节观念,离婚再嫁现象减少。这是国力衰退、自信心降低的表现。

可以说,侯孝贤在片中逼近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家庭关系。片中人物对手戏里大段的沉默和留白,都是经过中晚唐时期的儒家礼教训导后,封建士大夫家族的真实生态。即使下山时她的杀人术已经出神入化,但是在父母面前她仍是女儿,在师傅面前她仍是徒弟。

归隐背后:黄老无为的帝王术

按照政治逻辑,为权力所豢养的聂隐娘,她的故事本不得善终。要么死于另一场刺杀,要么重演“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

大概只有在文学加工中,才能有另一种出路,加上侯孝贤强烈的个人特质,让原本身不由己的绝望的人物命运,变成了浪漫的唐人传奇——聂隐娘最后选择了“存天理”且“不灭人欲”。做了一个时代、一个家庭、一个政治阴谋中的反叛者,没有杀“至亲”,而且还奇迹般地得了善终。侯孝贤不仅让聂隐娘在情感故事中有了结局,还让她在政治选择中能自圆其说。这就是既讲了“政治”,又讲了“道德”。

古代统治策略的每一次改变,背后几乎都有儒、道、法的力量对比。聂隐娘所在中晚唐时期,为了打击藩镇,重振皇权,就有韩愈和柳宗元各自代表儒家和法家的大讨论。和儒家与法家的微妙关系类似,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道家(黄帝和老子)与老庄道家(老子和庄子)都属于道家思想。游侠的隐匿和避世,在这种思想中都能找到合理性。但是,作为一种东汉时期就存在的帝王之术,其实质又代表了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

与法家结合的黄老之术,并不像儒家礼教那样,直接指责“阴谋”的存在。似乎为了巩固帝王统治,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也好,权术也好,在黄老道家的眼里,都不过是“天道”之下自然存在的规律,无需褒贬。

片中嘉信公主让聂隐娘杀人时说的“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为了避免天下涂炭可以杀掉至亲,就是这种黄老帝王术的体现。这和秦朝六国义士刺杀嬴政,为了“大一统”而放弃家国恩仇,成全天下大势的故事版本的性质很相似。

聂隐娘的入世出世,始终在一个政治和帝王术的序列中。一个刺客放弃刺杀,一个女人内心的善良或者说内心情感占了很大比重,但究其根本,最终还是在“杀伐决断”的帝王术和“黄老无为”的帝王术中做了一个选择。

如果不是在刺杀过程中,聂隐娘发现自己奉行的“道”不过是一场政治谎言,藩镇割据的历史并不会因为一场刺杀而中止。笃信“黄老无为”的聂隐娘,也可能就杀掉了田季安。

这才是这个浪漫侠义的故事背后,一个可能逼近现实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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